凌宪扬其人其事
消息来源: 企业文化部         作者: 翟华         日期: [2009年04月23日 14:37]

公元1906年,一所注册于美国佛杰尼亚的教会学校诞生于上海黄浦江之畔,她最初的名字是 “上海浸会大学”。几经辗转、几经更替,1912年学校董事会决定改名为“沪江大学”。 

1949年之前,沪江大学一度是上海知名的大学,徐志摩、李公朴等一批“风云人物”出自此校,章乃器、潘序伦等名家,教授于“沪江”。“沪江”不仅以优美的环境著称,而且该校的商学科和金融学科“称霸”于上海。

1927年,一位学生眼神凌列、目光炯炯,带着优异成绩走出沪江的校门,踏上驶往美国的邮轮。从此,美国南加州大学多了一位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 

三年的苦读和游学,带着南加州大学工商与金融硕士学位,这位年青人又回到上海。

三十年代的上海经济高速发展,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金融业空前繁荣。这位年青人置身其中尤如蛟龙入海,一片海阔天空。几年金融界的打拼,意气风发的他,已是初具名声的货币金融学家。这位青年的名字叫凌宪扬。

“十里商海”凌宪扬“功成名就”,准备回母校 “授业解惑”。然而,“教授梦”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三十年代中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筹建中央信托局和国家印钞系统,力邀凌宪扬参与建造国家印钞厂的准备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筹建中央信托局的进程加快。1940年,财政部中央信托局成立印制处,凌宪扬担任总经理並开始筹建重庆印刷厂。 

  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没有自己的印钞厂,建造怎样一家印钞厂?如何建造?一切都是未知数。凌宪扬认识到印钞业对国家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性,在筹建之初,便把重庆印刷厂定位于一流的印钞厂。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引进的印钞设备在当时都属一流,所雇印钞技术人员均属精英。如雕刻家赵俊、华维寿、鞠文俊等在当时已是知名的艺术家。

筹建过程中,凌宪扬殚思竭虑、风尘仆仆、四处奔波,为引进印钞设备,他甚至去德国采购。后来德国与日本结成同盟,以至差点背上“汉奸”的恶名。

抗战时重庆经常遭到日军轰炸,凌宪扬选择离市区偏远的一个名叫枣子岚垭的山谷作厂址,开山筑路,从无到有,一个大型国家印钞厂出现于重庆的崇山峻岭之中。

 从40年建造之始,仅用一年时间,重庆印刷厂便初显规模。1941年2月1日,重庆印刷厂正式成立,生产设备、印钞工艺、管理制度均采用一些印钞大国的先进管理流程,在很高的起点上,开始了我国抗战时期印钞的发展历程。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印刷厂规模不断扩大,造纸、制墨的工场相继建成,生活设施包括足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人数不断增长,最多时,达2700人。重庆印刷厂成为一个真正的“托拉斯”企业。重庆印刷厂所印产品源源不断输入“国统区”,有力的支持战时经济运转。

重庆印刷厂在当时代表了我国印钞业的最高水平,许多原材料通过驼峰航线运入,生产设备大多从美国引进,所印产品如赵俊雕刻的《孙中山》和华维寿设计雕刻的《复兴关》,无论是设计、制版还是印刷,今天看来,还是那么精致。 

凌宪扬不仅是金融家,此时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思路严谨,管理严格。在他治理之下,重庆印刷厂成为我国抗战时期钞券印制的“半壁江山”。 

1945年3月1日,重庆印刷厂改名中央印制厂重庆厂。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

1945年9月4日,凌宪扬率队从重庆赴上海接管汪精卫政府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印刷所。在日军败退前夕,汪伪政府“树倒猢狲散”,中央储备银行处于停顿状态,承印《储备券》的上海印刷所一片混乱。凌宪扬到来之后,迅速稳定局面,恢复生产。此后,重庆厂大量设备与人员南迁上海,上海印刷所改名为中央印制局上海厂,凌宪扬担任厂长。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成立不久,便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规模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多。当时上海厂的大门在光复路,厂长楼离大门不远,窗口正对大门,几乎每天清晨,他总是站在窗前,看着职工一批批进入厂门。

 1946年初,凌宪扬辞职离开上海厂,回到他的母校沪江大学。

三十年代,沪江大学的商学科在上海已有名声。抗战胜利后,为强化这一优势,沪江大学急需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推动学校发展。学校董事会想起了凌宪扬,这位从沪江大学走出来的金融专家。

学校的召唤,使凌宪扬再一次回到沪江大学并担任校长。上任伊始,凌宪扬根据自己办实业的经验,改变学校的教学方向。他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加强沪江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许多学生读书期间,实习于各类金融机构,以凌宪扬的说法,“教育必须职业化”。 

从凌宪扬始,沪江大学不仅保持商学原有的强势,而且金融专业成为上海首屈一指的品牌专业。沪江大学历任校长多位,他是最有建树的校长之一。

1949年初,国共最后一次谈判,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邀请凌宪扬为国民党代表,遭其拒绝。1949年3月国民政府全线溃败,上海的撤退工作全面展开,财政部致函凌宪扬望其撤退台湾,担任已设在台湾的财政部货币发行处长,但他拒绝离开上海。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只要我对学校还有用,我就会坚守岗位。”他对学生说“如果我不能做校长,那我还能做一个教师”。 

1951年,中国15所教会大学全部拆散,沪江大学被分解,各专业分别转至别的学校,凌宪扬因此失去工作,闭居在家。后 “镇反”运动开始,有人举报凌宪扬曾担任国民政府印钞厂厂长,因此被捕入狱。1960年,病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终年60岁。(另有一说,凌宪扬于1960年出狱,1个月后病死于家中。) 

我徜徉于沪江大学的(现为上海理工大学)主林荫道上,两侧均为高大的香樟树。沪江大学以香樟树多而著名,素有香樟园之称。学校数十座小洋楼,隐蔽于浓密的香樟树之间,颇有异国情调。这些树应该是建校之初栽种的,树龄已有百年。 

凌宪扬最后一次离开沪江大学时,是否也走着这条林荫道?此时面对求学时已熟识的“香樟园”,他眼神里流露出什么呢?…… 

岁月的流逝,人们记忆可以日渐模糊,但历史会记住一切。2006年上海理工大学(在沪江大学原址上成立的大学)校长在沪江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度赞扬凌宪扬对沪江大学的贡献。 

毫无疑问,作为教育家的凌宪扬,在中国印钞史上也会留下痕迹的,上海印钞展览馆历代厂长序列上,清晰的写着:“凌宪扬,上海印钞厂前身重庆印刷厂第一任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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