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力报》到《上海印钞》 写在《上海印钞》报创刊600期
消息来源: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作者: 企业文化部         日期: [2010年03月01日 13:04]

  《上海印钞》是上钞的文化形象,更是企业的文化特征。——  题记

  当我们翻阅散发着墨香的《上海印钞》600期,可曾知道23年前一群年轻人围聚在一起,商讨如何使企业的宣传工作有所突破?于是《新事业报》诞生了。再往前追溯,61年前,同样有一群年轻人,面对百废待兴的企业,思考着上钞如何为新生政权的稳固铸上一块基石,于是《工力报》出现了。
  《上海印钞》以文字语言以及瞬间的留影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让我们知道了23年以来乃至61年来上钞走过的历程。时间可以让许多东西湮没,但是白纸黑字深深镌刻于上钞发展的一个个步履,这就是从《工力报》到《上海印钞》所要告诉我们的……

《工力报》——上海第一家企业报

 

  “在印制制墨等大小10余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工万余人的庞大机构里,创立一个交流生产工作经验,借以推进与指导生产教育职工之有力工具的刊物,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与一致的呼声,因此我们的《工力报》开始与大家见面……”
  这是发表于1949年9月25日出版的第一期《工力报》上的《首发刊开场白》。《工力报》作为解放初期上海第一份企业报由此诞生。
  《工力报》是时代的产物。当时上海从事人民币印刷大小10余个单位,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发行分处统管。为便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发行分处出版了《工力报》。直至1950年6月6日,华东发行处与所属上海人民印制一、三、四、五、油墨厂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人民印刷厂(现上钞公司)。《工力报》编辑部迁入光复路上海人民印刷厂,从第26期起《工力报》成为上钞厂的厂报。

  时代的烙印
  《工力报》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喉舌,我们应该用她反映我们的实际斗争生活——《首发刊开场白》。
  《工力报》不仅仅是一份反映厂内生产工作的刊物,她紧贴时政,是统一工人思想,凝聚工人力量,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的有力工具。《工力报》也由此得名。
  1949年5月28日,上钞成为新中国的国家印钞厂,为响应“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出现在哪里!”的口号,《工力报》以《你包我装支援前方》、《我们要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等报道反映各个分厂为支援前线,加紧印制情况,上钞人“保发行”的使命感从这里开始一脉相承。
  解放初期,社会尚未稳定,企业内时常出现各种流言蜚语。“某某平时不遵守劳动纪律就是替蒋帮特务做反革命宣传”、“让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呼!让国内外反动派发抖吧!”反特反破坏等文章极为醒目。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不仅大量报道企业职工参军援朝,抗美援朝等社会时政新闻在《工力报》上时有体现。《练好身体抗美援朝》、《大家保证不听美国之音》等文章在报刊上随处可见。“美国强盗在朝鲜燃起了残酷的战火,想重来奴役中国人民”,这些文字在抗美援朝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起到了很好的宣教作用。
  现在看来,《工力报》上那些文字或报道或许有些偏颇,但对于刚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需要强有力的宣传统一人们的思想。《工力报》清晰地述说着解放之初那段特殊的历史,深深印刻着时代的烙印。

  上钞最早的“问责制”
  1950年4月,为响应中央关于全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号召,华东区发行分处通过《工力报》发布通知:“凡本处所属各厂之职工均可直接独立的在工力报上公开批评工作和人员。”
  从1950年6月1日出版的第25期始,《工力报》大量报道了职工的自我批评以及对工作中存在履职能力不强的批评,其中1951年4月就报道了70余次的责任事故,其可谓“声势浩大”。
  第一次公开批评的是卫生队一名医生不负责任,导致病人死亡的事故。《工力报》对其做了严厉批评,《把生命当作儿戏》、《官僚主义害死人》等文章布满整个版面。言辞之犀利,今天很难想象。
  还有一名职工在言语中表露出不甘于一线工作的思想被披露后,《工力报》整整用了3期,在全厂范围内对其轻视劳动的思想进行逐字逐句地分析和批判。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限于职工,还有杨秉超厂长和张瀛副厂长对于胶印墨色与规定色样不符的深刻检讨。
  《工力报》上刊登的批评与检讨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过激,但在当时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强烈关注和反响,在此我们找到了上钞历史上最早的“问责制”。

  《工力报》中的上钞记忆
  报纸记载的是时光。《工力报》装满了60多年前的悠悠往事,装满了上钞的记忆。
  《留者安心去者愉快》,有为解决经济困难,顺利整编700人转业的报道;有为完成生产任务,互下《向全厂职工发出挑战》的劳动竞赛;有1950年8月2日,第一次正式公开党组织名单,厂内70余名党员从此由“地下”走向公开……
  这记忆中有施燕萍、刘超峰、杨爱珍、丁水木等编辑和通讯员的身影。他们那代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初中文化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高学历”。他们在编辑《工力报》中不断成长,并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工力报》常务副主编施燕萍,后成为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的文学系副主任;编辑杨爱珍进入了上海市人民广播台成为一名编辑;丁水木调往上海市委办公厅从事秘书工作,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51年12月15日第95期嘎然而止,没有刊登任何停刊的通知与解释。第95期是否是最后一期?《工力报》为何停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从得知。
  《工力报》现已鲜为人知,但这一期期泛着黄色的报纸依然给我们带来沉甸甸的历史。60多年前的往事依稀就在我们面前。《工力报》的价值尽显于此。

 

左起:刘超峰、施燕萍、王詠亮、杨爱珍

《新事业报》的沃土

  报纸的生命来自土壤的肥沃,这张报纸的沃土应是五四二厂的广大职工。——《创刊词》

  《新事业报》在于新 
  “一张报纸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1987年3月19日,当职工拿到一份取名为《新事业报》的报纸时有些惊异,在职工眼里,报纸只能是在社会上才会有的,企业也能办报?
  企业也能办报。“企业办报将会给宣传工作带来一片新的天地”时任党委副书记李国滔如是说……
  当时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有了企业报,如《宝钢日报》、《华东电力报》、《上海铁道报》等。上钞能否有一张自己的报纸?
  毫无疑问,图文并茂的报纸所具有的信息量大,表现形式丰富和宣传功能强是传统宣传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应景而生,顺势而发,党委决定,在企业试发报纸,探索一条宣传工作的新途径。1987年3月19日,《新事业报》试刊。
  如何取名?曾困扰当时的办报人。许多企业报均以企业为报名,以“五四二厂”作报名显然不行。报纸需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上钞盖了新厂房、买了新设备、进了新员工、新增加了产能,全厂干部、职工把保发行作为自己的新使命、新事业……”原《上海印钞》报记者柳启文在500期之时为我们解答了困扰多时的问题。
  《新事业报》共四版,第一版以报道企业大事件为主,第二版则以生产为主题,将一些在生产中有特殊表现的职工以及近期企业的政策等刊载其中。第三版中则更贴近职工生活,职工成为故事的主角,职工的一些事迹、见义勇为、好人好事等都被收入其中。在这一版中,还有许多生活小贴士,为职工的生活出谋划策。而最有特色的第四版则由先前介绍的童蒙志亲自操刀,将众多在文学、艺术上颇有成就的职工作品收入其中。
  《新事业报》创刊不久便加入“上海市企业报新闻工作者协会”,并参加了“首届企业报展评”活动,在强手如林的企业报中崭露头角,受到了上海市报业协会的关注。1987年10月29日,“国营五四二厂”启用第二厂名“上海印钞厂”。从21期起,《新事业报》改名为《上海印钞报》。经过10个月、二十期的成长,《新事业报》完成了他的使命,但一个“新”字将不断延续。

  《上海印钞报》在成长
  一张报纸的宗旨决定其生命力。改名后的《上海印钞报》聚焦何方?“报纸的沃土应是五四二厂的广大职工。”在《上海印钞报》的办报过程中,办报者始终把目光聚焦于企业的生产管理,关注于企业的职工。
  上世纪80年代末上钞正属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碰撞使企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上海印钞报》及时、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上钞的蜕变。
  企业实施新的规章制度,《上海印钞报》用大版面刊载,为职工答疑解惑。
  企业实行承包制,《上海印钞报》详细记载,其中一些重大事件加以充分报道……
  这些报道中不时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将《上海印钞报》的办报宗旨不断强化。
  企业的主体是职工,《上海印钞报》真实记录了上钞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
  甲肝泛滥,《上海印钞报》用朴实的文字普及甲肝知识,并在职工中传播防治方法。
  职工的分配、党群的关系,业余生活,多层面多视角予以反映,今天看来还是那么清晰。
  《上海印钞报》虽是一份小小的企业报,但时常有大手笔,如采访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等高层领导,名闻海内外的“中国第一案”长篇报道,则引发了职工对职业道德更多的思考。
  1990年上海市企业报文艺版评比、全市280余家企业参加,其中不乏《宝钢日报》、《金山报》、《华东电力报》、《上海时装报》等一批在社会发行的报纸。但《上海印钞》的“三原色”副刊获得二等奖、获奖版面在《劳动报》整版转载。
  1990年,《上海印钞报》100期,不仅在编辑部中引起一番热潮,更在行业中引起极大反响。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王维、解放日报吴芝麟、文汇报熊海钧以及各兄弟单位企业报相关人员前来祝贺。
  “《上海印钞报》及时反映领导意图和决策,充分反映职工的创作和回声,成为增进领导和职工相互理解的桥梁。她版面虽小,但内容丰富。文字简短、图文并茂,成为上海企业报的后起之秀。”时任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王维给予如此评价。
  3年的时间,上钞的《上海印钞报》从小到大,由简至繁,成为上海企业报中一张令人瞩目的报纸。强大的企业造就不凡的文化。土壤的肥沃使《上海印钞报》枝繁叶茂。

  童蒙志和他的编辑们
  “我们编辑部的每一个人,在社会都可以独当一面。”《解放日报》支部生活执行主编童蒙志,接受企业文化部70周年宣传组采访时,这样评价他的编辑们。
  童蒙志从《新事业报》开创之始他不仅是主编,更是报纸的总策划。由于他喜欢文学,因此《上海印钞》的风格充满文化气息。
  “有性格”的李月辉,拍照技术在上海滩可谓一流。年轻时的他,交友甚广,各类明星、文艺界的知名人士都是他的模特。而在摄影家协会中,他同样享有盛名。他的摄影为《上海印钞报》频添亮色。
  方利鹤将EPS电脑排版技术采用到报纸的制作中。这在80年代可以说是非常大的突破。当同行们还在使用铅字排版的时候,他所使用的EPS电脑排版技术已领先于行业。
  记者柳启文、郭震中也各具特色,今天他们在上钞的设备动力部和企业文化部都有自己的事业。
  有这样一群人,《上海印钞报》必然呈现出勃勃生机。

 

 新形势下的《上海印钞》

  如果说《工力报》代表了出生的稚嫩,《新事业报》在成长,《上海印钞》真正称得上是步入了成熟时期。

  书法家笔下的《上海印钞》
  1992年初春的一天,书法家周慧珺的工作室里来了几个年轻人,是慕名拜访,还是另有他求?客人很快表明身份,原来是“上海印钞报”的编辑。周先生心里纳闷不已,书画界和印制行业难道还有什么交集?
  “周先生,我们想请您为我们的厂报题写报头。”客人简要地说明了来意。
  作为上海书坛的大师级人物,周先生临过字帖,书过诗词,所书所画不计其数,但给企业报题写报头还是头一遭。然而上钞对宣传的重视,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给周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在客人的诚恳邀请之下,周先生欣然应允,挥毫泼墨,提笔一蹴而就,“上海印钞报”五个大字跃然纸上,于是这便成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报头文字。
  《上海印钞报》劲健洒脱、风神超俗,这不仅是书法佳品,更是闪烁着上钞文化的光泽。

  一报在手,咨询尽在掌握
  1998年11月,由于厂报的名称按规定不能带有“报”字,《上海印钞报》更名为“上海印钞”。
  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互联网在中国尚没有形成如今的蓬勃之势,报纸无疑成了唯一的宣传工具,承担起所有报道重任。此时的上钞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1992年,经国家经济贸易办公室,国家纪委等六部审核,批准上海印钞厂为大型一档企业。90年代中期,上海印钞厂的企业销售收入利税总额排序跻身印钞行业前十名。90年代,上海密特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印制系统首家中外合资企业。90年代后期,上钞厂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单位”。这些企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均成为《上海印钞》报道的重要内容。
  生产上,90年代初期对钞券的社会需求对上钞厂生产的影响尤为明显,当时钞券生产成为《上海印钞》报道的主要内容。主业生产之外,上钞的社会产品也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影响。东亚邮票、上海浦东邮票,均由上钞厂设计、制作。这两种制作精美的邮票均被评为当年最佳邮票。此时的《上海印钞》甚至引起邮票界人士的关注。
  90年代,上钞的发展引起上层领导极大的关注。吴邦国、戴相龙、徐匡迪、李贵鲜等重量级人物均到上钞视察并指导工作。《上海印钞》可谓集大任于一身,大有“一报在手,上钞资讯尽在掌握”的架势。成为当时上钞厂最重要的宣传阵地。

  浓彩重墨的大特写
  如果仅靠固有的行文模式和遣词造句,上钞报必然会成为一份改了名字的《新事业报》,因此突破尝新势在必行,新闻事件的特写报道在此时脱颖而出,成为上钞报中一股清透的空气,令人耳目一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关陈正和1018工程的报道。
  陈正的事迹无需赘述,但其特色报道却值得一提。为了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西藏,时任工会宣传工作的李宝君数次赴墨脱县背崩乡,亲自体验这一段被称为“死亡之路”旅程,形成长达数万字《上钞使者墨脱行》的系列报道,分九期连续登载于《上海印钞》,就像一部经典纪实片。读陈正的故事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灵魂的净化,在“上海印钞”上,我们品味了这道美味的精神大餐。
  1018工程一直被认为是上钞的翻身仗。从第一套到第四套人民币,上钞的份额并不多。直到第五套人民币的研制,上钞的机会来了。从当初的纪实报道中,我们能够身临其境,亲历这场从设计,雕刻,制版,试印的艰苦战役。孙建华总经理当时正在制版生产部当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制版员工花了10个月试验冷胶硬铜制版法,最终攻克难关,为上钞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设计人员的殚精竭虑,雕刻大师的废寝忘食,竞争的残酷,成功的喜悦,百感交融,千言万语化为一句:成绩来之不易!报道随着上钞最后的完胜而发表,在行业内引起关注,上钞干得漂亮!

  《上海印钞》的“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这绝不是指上海的四种传统早点,而是上钞文坛的四大写手:钟兴昌,李宝君,王弘予和翟华,他们文风各异,各有擅长,使“上海印钞”呈现一派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景。
  钟兴昌尤其以小说见长,可称得上是“四大金刚”中的“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品以第四版的长短篇小说为主,有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有痴男怨女的感情纠葛,入木三分,引人入胜。
  李宝君则擅长人物特写和感人事迹报道,在他的笔下,先进人物的鲜活传神,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当事人的经历,体会劳模的心路历程。
  王弘予笔名余言,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感慨抒情,既有严谨的论述,也有感性的描写。
  翟华是个不折不扣的“散文家”,随笔,感言,杂记,信手拈来,落笔成章,用词精炼,意境幽远,细细咀嚼文字的魅力,有百读不厌之感,他的大特写在行业内也是声名远扬。
  20多年来,“上海印钞”风雨兼程,宣传之路,道阻且长,“上海印钞”还将继续走下去,讲述着,传播着,见证着……

 

《上海印钞》在探索中前行

  面对无处不在的网络影响,《上海印钞》该何去何从?《上海印钞》的出路在哪里?

  改革给《上海印钞》注入生机
  2005年,“上钞在线”创办。随着网站信息容量大,更新速度快的优势,新的宣传媒介逐渐替代了报纸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面对网络的影响,《上海印钞》何去何从?
  2008年3月13日,上海印钞厂更名为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改革给上钞注入了无限生机,也给《上海印钞》带来了发展的契机。2008年4月10日,第536期《上海印钞》,头版头条,鲜红的背景衬托着“深化改革 实现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的新闻格外引人瞩目。报纸围绕公司召开启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改革后的首次年度工作会议中,受到职工广泛关注和热议的部分进行详细报道,解答了职工疑惑,加强了宣传攻势,在企业中起到了舆论引导作用。
  围绕企业工作的重点开展专题报道,《上海印钞》触碰到的这根脉搏正是化解报纸窘境的关键,上钞报的编辑们敏感地洞察到了这一点。
  因此,《上海印钞》围绕公司推出的“问责制”,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了“提高管理效能,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的主题大讨论活动。企业文化部组织征文展开讨论并制作宣传展板、撰写时评和深度报道。在一列宣传攻势下,上钞公司形成了转变观念作风、细化岗位职责、加强沟通协调、增强履职能力、提升管理效能的良好氛围。
  围绕“问责”事件,展开如此强度的舆论攻势在上钞前所未有。《上海印钞》抓住时机,及时推出“提高管理效能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专刊,刊登了大量观点新颖,文笔犀利的文章,撷取了干部职工的精彩观点。此期专刊不仅受到了全厂范围的极大关注,更在总公司和兄弟企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问责”专刊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上钞报的编辑,《上海印钞》明确了围绕重点,从深度、广度挖掘新闻的宣传方向。此后,《上海印钞》又陆续围绕安全月、生产实现双过半、强化设备、创建和谐企业等阶段性重点工作推出了安全专刊、生产质量专刊、强化设备管理专刊以及和谐企业创建专刊。通过专刊的形式聚焦重点,集中宣传,这是上钞报在受到网站冲击后的一种尝试,一种探索,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积极应对。

  多样的版面变化
  上钞报一成不变的样式也是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报纸编辑在积极探索宣传方向的同时注重报纸版面设计的多样化,力求打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钞报。
  2009年3月,时值上钞公司改革一周年,《上海印钞》连续推出了两期8版的大彩报。大彩报一改过去的排版风格,色彩鲜艳明亮,标题大气显眼,多幅干部职工的工作照片生动再现了企业方方面面的工作。报纸突破原有格局,以丰富的色彩,新颖的排版受到职工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此后,《上海印钞》继续尝试新的排版风格。为提高作者积极性,《上海印钞》在刊登的文章上专门配上作者照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此外,报纸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视觉效果明显。
  探索、完善是《上海印钞》不断发展的动力。近年来《上海印钞》不断开辟新的栏目,还加入了漫画元素,通过丰富版面内容增加读者兴趣,从而提高报纸的可读性。

  梅花香自苦寒来
  2009年《上海印钞》被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报工作委员会评为“上海市最佳企业报”(全市仅二十家报纸)。
  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其会员单位包括全市的报社、新闻性期刊社、电台、电视台、新闻教育和研究院所,以及中央新闻单位驻沪机构等。协会长期组织全市新闻工作者开展上海新闻奖、上海新闻论文奖和上海范长江奖、上海韬奋奖、上海十佳新闻工作者的评选。评选结果经市委宣传部审核后统一发布,企业报工作委员会是其下设的分支机构,因此由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企业报工作委员会评选出的奖有着很高的含金量。
  《上海市最佳企业报》不仅是对现任上钞报编辑的认可与肯定,更是对《上海印钞》创刊以来所有工作者孜孜不倦默默付出的最好回报。
  梅花香自苦寒来!《上海印钞》在探索中把握机遇,迎来了属于它的新时代。
  从《工力报》到《新事业报》,再到《上海印钞》,超过60年的跨度,这是办报人一代接一代不断努力的结果。今天这一张张似曾相识的报纸,令人感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看着众多的企业报已成过眼烟云,《上海印钞》却依然生机勃勃,她的强大生命力,在根植于上钞这片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沃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果说《上海印钞》600期,只是一个时间节点,那么,面对未来,《上海印钞》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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