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力报》到《上海印钞》 写在《上海印钞》报创刊600期
消息来源: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作者: 企业文化部         日期: [2010年03月01日 13:04]

  《上海印钞》是上钞的文化形象,更是企业的文化特征。——  题记

  当我们翻阅散发着墨香的《上海印钞》600期,可曾知道23年前一群年轻人围聚在一起,商讨如何使企业的宣传工作有所突破?于是《新事业报》诞生了。再往前追溯,61年前,同样有一群年轻人,面对百废待兴的企业,思考着上钞如何为新生政权的稳固铸上一块基石,于是《工力报》出现了。
  《上海印钞》以文字语言以及瞬间的留影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让我们知道了23年以来乃至61年来上钞走过的历程。时间可以让许多东西湮没,但是白纸黑字深深镌刻于上钞发展的一个个步履,这就是从《工力报》到《上海印钞》所要告诉我们的……

《工力报》——上海第一家企业报

 

  “在印制制墨等大小10余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工万余人的庞大机构里,创立一个交流生产工作经验,借以推进与指导生产教育职工之有力工具的刊物,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与一致的呼声,因此我们的《工力报》开始与大家见面……”
  这是发表于1949年9月25日出版的第一期《工力报》上的《首发刊开场白》。《工力报》作为解放初期上海第一份企业报由此诞生。
  《工力报》是时代的产物。当时上海从事人民币印刷大小10余个单位,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发行分处统管。为便于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发行分处出版了《工力报》。直至1950年6月6日,华东发行处与所属上海人民印制一、三、四、五、油墨厂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人民印刷厂(现上钞公司)。《工力报》编辑部迁入光复路上海人民印刷厂,从第26期起《工力报》成为上钞厂的厂报。

  时代的烙印
  《工力报》是我们工人自己的喉舌,我们应该用她反映我们的实际斗争生活——《首发刊开场白》。
  《工力报》不仅仅是一份反映厂内生产工作的刊物,她紧贴时政,是统一工人思想,凝聚工人力量,号召工人团结起来的有力工具。《工力报》也由此得名。
  1949年5月28日,上钞成为新中国的国家印钞厂,为响应“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出现在哪里!”的口号,《工力报》以《你包我装支援前方》、《我们要在经济战线上打胜仗》等报道反映各个分厂为支援前线,加紧印制情况,上钞人“保发行”的使命感从这里开始一脉相承。
  解放初期,社会尚未稳定,企业内时常出现各种流言蜚语。“某某平时不遵守劳动纪律就是替蒋帮特务做反革命宣传”、“让全世界劳动人民欢呼!让国内外反动派发抖吧!”反特反破坏等文章极为醒目。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不仅大量报道企业职工参军援朝,抗美援朝等社会时政新闻在《工力报》上时有体现。《练好身体抗美援朝》、《大家保证不听美国之音》等文章在报刊上随处可见。“美国强盗在朝鲜燃起了残酷的战火,想重来奴役中国人民”,这些文字在抗美援朝时期形成了强大的宣传攻势起到了很好的宣教作用。
  现在看来,《工力报》上那些文字或报道或许有些偏颇,但对于刚刚解放的上海,百废待兴,需要强有力的宣传统一人们的思想。《工力报》清晰地述说着解放之初那段特殊的历史,深深印刻着时代的烙印。

  上钞最早的“问责制”
  1950年4月,为响应中央关于全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号召,华东区发行分处通过《工力报》发布通知:“凡本处所属各厂之职工均可直接独立的在工力报上公开批评工作和人员。”
  从1950年6月1日出版的第25期始,《工力报》大量报道了职工的自我批评以及对工作中存在履职能力不强的批评,其中1951年4月就报道了70余次的责任事故,其可谓“声势浩大”。
  第一次公开批评的是卫生队一名医生不负责任,导致病人死亡的事故。《工力报》对其做了严厉批评,《把生命当作儿戏》、《官僚主义害死人》等文章布满整个版面。言辞之犀利,今天很难想象。
  还有一名职工在言语中表露出不甘于一线工作的思想被披露后,《工力报》整整用了3期,在全厂范围内对其轻视劳动的思想进行逐字逐句地分析和批判。
  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限于职工,还有杨秉超厂长和张瀛副厂长对于胶印墨色与规定色样不符的深刻检讨。
  《工力报》上刊登的批评与检讨现在看来可能有些过激,但在当时引起了广大职工的强烈关注和反响,在此我们找到了上钞历史上最早的“问责制”。

  《工力报》中的上钞记忆
  报纸记载的是时光。《工力报》装满了60多年前的悠悠往事,装满了上钞的记忆。
  《留者安心去者愉快》,有为解决经济困难,顺利整编700人转业的报道;有为完成生产任务,互下《向全厂职工发出挑战》的劳动竞赛;有1950年8月2日,第一次正式公开党组织名单,厂内70余名党员从此由“地下”走向公开……
  这记忆中有施燕萍、刘超峰、杨爱珍、丁水木等编辑和通讯员的身影。他们那代人的文化程度都不高,初中文化在当时已经算得上“高学历”。他们在编辑《工力报》中不断成长,并在各自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成就。《工力报》常务副主编施燕萍,后成为复旦大学分校(现上海大学)的文学系副主任;编辑杨爱珍进入了上海市人民广播台成为一名编辑;丁水木调往上海市委办公厅从事秘书工作,后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1951年12月15日第95期嘎然而止,没有刊登任何停刊的通知与解释。第95期是否是最后一期?《工力报》为何停刊?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从得知。
  《工力报》现已鲜为人知,但这一期期泛着黄色的报纸依然给我们带来沉甸甸的历史。60多年前的往事依稀就在我们面前。《工力报》的价值尽显于此。